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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的历史地位

 

作者: 葛元仁                   
       
  
      知青问题从20世纪争论到了21世纪。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没有搞清楚知青的社会定位问题。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属于社会中的哪一类群体?也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定位在哪个层面?一些知青自己也不清楚。因为不清楚,所以争论不休。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是在新中国 “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培养出来的一批年轻人。没有人怀疑作为有文化的劳动者,是中国千千万万建设社会主义的普通劳动者中的一部分。所以,评价知青的过去、现在,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功过应该和中国社会发展中工人、农民等劳动者相同对待,尤其应该与比知青数量多得多的农村同龄人相比,因为大家属于同一代青年。所不同的是知青涉及上山下乡,从城里到农村,有和农民一样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经历。
  知青是上世纪50、60、70年代高歌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走上征程的一代青年人。
  由于生长于城市的知识青年比农民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与还充斥着大量文盲,半文盲的农村人口相比,有较多的文化知识,自然担负起了文明使者的责任,为农村带去了城市文明生活方式,科学知识。改变了那里文化落后,缺医少药和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传统、陈规陋习,推动了农村生产力发展,为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缩小了“三大差别”。同时,知青又从农村这块土地上汲取了在繁华的城市中永远也得不到的人生营养。培养了一代人的为国分忧、勇于奉献、勤劳朴实、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坚韧不拔、顽强不屈、不怨天尤人,不甘落后,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不盲从的品格和理念,使他们体察到了中华民族的命脉所在。
                                  
       二

  农村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趋势只是方向,必须有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要实现农村城镇化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一是社会物质财富达到一定的积累,一是文化的普及、文明程度的提高。而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还是“一穷二白”,不具备上述的两个基本条件。在实现这两个基本条件的过程中,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从社会财富的消费者成为社会财富的生产者,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推广科学种田,无疑加快了整个社会财富的积累。他们把城市文明带到了闭塞的乡村,普及了农村教育,无疑加快了农村社会文明的提高。为农村城镇化打下了基础。因为,前人没有种下能够让作为后人的知青乘凉的树,于是历史的责任落到了知青的身上,他们承担起了“前人”的角色,来种这棵树,以便后人有凉可乘。如果没有人付出,就不可能实现农村的城镇化。
  每个知青是平凡和弱小的,但当1700万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大军共同做着相同的事情——打破城乡壁垒,给封闭的农村带去崭新的观念,推动生产发展时,量变发生了质变,个人的弱小、平凡铸就了整个知青群体的崇高和伟大。站在个人角度看,是做出了一定的牺牲,但是站在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的角度看,是促进了广大农村的发展,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正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所以无可厚非。纵观人类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每前进一步,哪怕是小小的一步,都伴随着牺牲,这是不争的事实。没有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就不会有独立、强大的新中国!可是,话又说回来,难到社会的进步就要靠别人来牺牲,而其他人坐享其成?
                         
      
   
      每个独立的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权利,这是应该的。但是“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926、927页)。因此,只有与生产方式相对应、相适合,它才是公正,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公正,不合理的。
很多知青认为,上山下乡影响了自己的学习。认为只有课堂教育才是学习,不认为在农村的生活实践也是一种学习。而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却认为:“相信生活,它给人的教益比任何一本书籍都好。”著名的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14岁时为了生存曾在铁路上做过工,也在市集上卖过柠檬;16岁时受到初等师范教育,19岁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他认为“学习这件事不在乎有没有人教你,最重要的是在于你自己,有没有悟性和恒心。”
  每个人的知识,都是由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和通过社会生活实践获得的感性知识两部分组成的。前者可以通过学校教育或自学获得,后者却只能通过个人不同的社会生活实践获得。只强调前者,否定后者,是片面的,反之亦然。而书本知识究其根源也是来源与实践,只不过是将普遍的,一般的规律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而针对不同情况的社会生活实践是书本中不可能有的,也无法替代的。
  也有知青认为,上山下乡影响了自己上大学,其实1965年大学的毛入学率只有2%(《大学教育科学》 2009年第5期“6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的变革”杨德广,《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道路研究》谢作栩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1970—1985年中国的大学毛入学率停留在1%左右,1986—1991年在2%左右徘徊,1995年达到5%(《教育发展研究》2000年第8期  浙江大学教育系  杨 明)。即便到2011年,也只有24%的毛入学率。远景规划,到2020年才能实现40%的毛入学率。所以不是上山下乡影响了知青上大学,使一代人没有得到培养,而是我国当时经济发展和结构状况决定了不可能让所有1700万知青都去上大学。要说影响,也只是影响了知青中的极少数人。恢复高考后,这部分人大多上了大学。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中国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简表和中学入学人数表中我们可以看到:1968——1978年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几年中,小学入学率和初中入学人数逐年升高,而农村儿童在全国儿童中占的比重无疑是最大的,这里面大量的知青担任了民办教师功不可没。知青大批离开农村后,由于缺乏教师,虽然人口增长,但是入学率和入学人数下降了。而且不少知青担任了农村的扫盲教员,使不少农民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所以,上山下乡不是使得中国的教育、文化出现了断层,而是促进了全社会教育、文化的发展。没有普及就不可能有提高,正是知青在农村进行的普及教育,为后来农村以及中国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人才。
  有些知青提出,为什么不能留在城镇去工厂的问题。根据我国1953-1983年平均每亿元投资可增加劳动力的统计,轻工业为1.6万人,平均每人6250元;重工业为0.5万人,平均每人20000元(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上)P139)。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基本建设计划投资为850亿元,重工业所占比例为51.1%,轻工业只占4.4%,其中还有续建工程(《当代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管理》第二章,第二节,一、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投资比例)。按照均衡投入,到1968年底,应该已经投入了510亿,剩下340亿。按照轻、重工业比例,重工业剩有173.74亿,轻工业剩有14.96亿。如果全部用来安排知青,重工业能够安排86.87万,轻工业能够安排23.94万,总共安排110.81万。 “老三届”中的一些人就被安排在了轻、重工业的岗位上,并没有去插队。有的城市因当时的经济结构、企业布局可以容纳知青就业,老三届高、初中生并没有大批下乡,而是绝大部分被安排到厂矿工作,如山西的太原市。而1967-1970年到农村和农场的知青总数为573.46万,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安排所有中学毕业生到工厂去和工人相结合的重要原因。当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总共投入1200多亿基本建设资金,随着每年的资金投入,插队知青也一批一批地被抽调出农村,笔者所在的大队到1975年底知青全部回城了。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数量比1700万知青多的多的农村同龄青年,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大都一辈子将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所以,不能去工厂的原因,主要还是当时经济不发达。
   
   
  
      正由于我国上世纪50、60年代当时经济发展的现实,中央政府提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发展农业,缩小三大差别的号召。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河南《郏县大李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改为《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中看到,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合作化工作后,解决了合作社的会计、记工员问题促进了农村生产发展后,高兴的指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7年刘少奇同志说“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必须参加生产”,“就全国说来,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并且首先提出了“知识青年”这个概念。1963年7月9日周恩来总理在青年学生安置工作会议上着重指出,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作长远打算,编制15年安置计划(也就是说编制到1978年)。今后安置的主要方向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其次是插入国营农、林、牧、渔场,再次是扩建、新建国营农、林、牧、渔场。要抓紧督促各地把安置工作的重点转到插队上来,把青年自动下乡插队作为主要方向来宣传(《知青心中的周恩来》P4);在1964年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总书记强调,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以插队为主,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P37)。1975年在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工作的一年中,城镇动员了236万知识青年下乡,是第四个五年计划中下乡人数最多的一年(《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P258)。并且在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12名知青75年10月20日联名《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表示“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决心信上批示“建议全文或摘
要在报纸上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P117)。1966年3月,负责农林口工作的谭震林副总理指出: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后,首先是农民改造他,经过一两年的劳动锻炼,适应了农村生活,锻炼了劳动习惯,学会了一般农活,与贫下中农建立了一定感情,反过来,他就要改造农民,改造农村(《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P63)。1979年3月8日王震副总理在国家劳动总局召开的工矿企业办农副业基地座谈会上讲,有人说我国城里人到乡下去是“历史的倒退”,说知识青年到边疆去也是不对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说过,中国地方大,人口多,但是人口分布不均匀。许多边疆地区,有肥沃的土地,有森林,矿藏丰富,应当到那里去开垦创业(《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P155)。
  所以,即便不搞文化大革命,在当时的经济基础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是必然要进行的,这完全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共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五
  
      当社会工业生产的发展容纳不了所有受过教育的人时,就要为他们寻找劳动工具廉价、有劳动对象、能够形成生产力的领域,为社会发展创造财富。当生产力发展了,就会吸纳受过教育的人,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时又发现受教育者不够了,又要加大发展教育的力度。事实也是这样的。当文革后期,社会生产发展,需要更多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大批知青返城就业,到1979年调离农村的知青达到1490.46万(依据《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P27数据)。改革开放后,当社会生产力又进一步发展,就扩大大学招生。大学扩招后又出现了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情况。所以不管在哪个历史阶段,采用什么样的宣传口号,运用了什么样的具体措施,背后都与社会生产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哲学上讲,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社会就是在不断解决这些矛盾中前进的。政治只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各种政治口号、运动的背后都有深刻的经济原因。
这也就是古今中外,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够保证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生活在自己所期望、满意的环境中的原因。
  另外,必须看到,我国当时是计划经济的结构,要保证每个人有工作,有饭吃。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是国家、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因此个人的权利只能在全国一盘棋的经济发展中去寻找,即必须符合计划经济的经济结构,必须符合当时的社会精神。
                          
      六
 
      权利和义务是一个共同体,在谈论权利的同时,必须谈论义务和责任。作为一个社会的年轻人,都负有推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义务和责任,这是不容质疑的。而只要是国家的建设者,就担负着“国家兴亡”的匹夫之责,这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当年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是80%以上居住在农村的农民,所以不管你是否自觉地选择了上山下乡这条路,这毕竟是一条为了祖国的发展,为了大多数人幸福的路。正因为如此,所以知青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被艰苦生活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人民做出的牺牲。他们没有用青春时光来刻意谋取个人的名利和安逸的生活,所以现在他们所感到的不是一点点自私而有限的欢乐,他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他们为社会所做的事情虽然平凡而且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多少年后,凡是高尚的人面对他们的骨灰,都将肃然起敬。因为人类如果只有功利而没有理想,世界就会毁灭。
  马克思在17岁时写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说:“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虽不显赫一时,但将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由于时间上过于集中,实践中缺乏经验,干部水平参差不齐,确实存在问题。一个有1700多万人参加的活动,不可能不出现问题,如果真的不出现问题那才是不正常的。而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当时就高度重视,并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把已经处理、解决或正在处理、解决的问题拿出来无限扩大,只能让人感到是别有用心。
  知青上山下乡中出现的违法乱纪问题,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存在的丑陋面,尤其是我们曾经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加上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反差,艰苦的劳动和生活,犹如大风大浪的冲击,使我们真正了解了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肩上改造社会的重任。可以说,这些丑陋面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出现的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黄、赌、毒、**、腐化等问题,来否定改革开放一样,也不应该以上山下乡中出现的类似问题来否定上山下乡。
  不管对知青的问题怎么争论,知青为祖国、为人民创下的业绩将彪炳史册,永远留在祖国大地,留在人民的心中!因为“青春的光辉,理想的钥匙,生命的意义,乃至人类的生存、发展……全包含在这两个字之中……奋斗!只有奋斗,才能治愈过去的创伤;只有奋斗,才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和光明所在。”(马克思),“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该看他取得什么。”(爱因斯坦)
                        
       八
  
      现在对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一方面,是一些有话语权的“知青学者”或出于政治需要,或出于自己世界观-价值观的使然,从个人所受的挫折,所经历的不公,为了表现个人的恩怨,刻意收集类似的问题在“讨伐”、诅咒。另一方面,是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的大量知青采取了诗歌、舞蹈、合唱等等各种形式回忆、讴歌当年自己在艰难而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无私的奉献。前者以“小我”为中心,高举西方社会推崇的个人利益至上的旗帜,企图用陈腐的“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唤起人们心中最阴暗、自私的一面,把上山下乡说成是苦难,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青春被埋葬。后者,以“大我”为中心,将社会责任和奉献作为自己行动的座右铭,把上山下乡看成是历练,是与传统观念做决裂,是人生道路上的财富,青春没有虚度,在上山下乡中燃烧、闪光,推动了社会进步,因为他们是和中国大多数人同呼吸共命运。
                           
       
  
      评价知青的历史,应该看历史的主流。
  从远古至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无不是基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评价一个历史事件是进步还是倒退,也应该是看它是否推动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而知青上山下乡恰恰是起到了推动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村文明的进步。因此,我们只有站在社会发展的高度,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才能对知青上山下乡得出正确的结论。以一时一地的缺失或者个人的得失作为尺度,将会是“一叶障目”,在“泼洗澡水时,把婴儿一起泼了出去”。否定知青为祖国奉献的历史,也必然否定了自己。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在评价俄国十月革命时所说的:“危险并不在于我们去掩盖革命历史中的巨大污点,去掩盖革命带给人类的痛苦的代价,去掩盖革命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我们不否认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问题,但,即不应以偏盖全,更不应该用初期动员中方法的失当来否定与工农相结合方向的正确(正确的方法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无论何时,我们绝不能忘记在上山下乡中,知青流血流汗为推进社会生产力和文明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每个知青心里都清楚自己在农村的所作所为,评价知青上山下乡的功过,最有发言权,最有权威的应该是当地的农民群众。“老百姓心中有杆秤”,“事实胜于雄辩”。近些年来,不少当地的农民百姓欢迎知青回去看看,不少回城的知青也结伴回农村访朋忆旧。不少地方建立了知青博物馆,知青广场、知青林或者在筹建,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树碑立传,“青”史留名。应该说,当时看不清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真实面貌会越来越显现出来,历史会对知青运动做出公正的评价。
  作为大批接受知青下乡的东北、内蒙、陕北延安、陕西、安徽、云南等地的地方党委政府和当地群众,均对当年知青下乡对推动当地经济文化建设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2006年春对宣传知青的重要批示是:“知青一代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和许多事都非常感人,作为媒体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来发现和宣传知青中感人的人和事,来弘扬人间的真情”。
    原国务委员,外交部长唐家璇参观黑河知青博物馆后说:知青一代人是了不起的,他们是祖国的栋梁。
  国家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参观黑河知青博物馆后说:知青是当年共和国建设的脊梁,为祖国奉献了青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董宏,参观黑河知青博物馆后给予高度评价:“知识青年是当代中国的优秀群体,知青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知青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高地,知青历史是黑土地心中永远不灭的灯塔,这个馆办的太好了,它是我国先进文化的艺术精品。”
  新疆知青说的好:“人最高的境界是责任,最可贵的是付出,最难得的是虔诚和理解。”
  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先生曾经被错误地划成右派,送去劳动改造,在劳改中他依然搞技术革新。他说:“我不是党员,不过我还是拿党的事业作为我的终生事业。为了我们的民族,我们个人吃点亏不要后悔,不值得后悔。我们历史上有许多英雄人物靠这么点精神,为我们中华民族立了大功绩!这就是公而忘私。我们先哲对我们的教育是很多的,譬如像范仲淹那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就很精彩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为天下着想,也就是为中华民族、为党的事业着想。”(2010年07月31日 科技日报)
  钱老先生的这段肺腑之言,难道不应该是每个知青看待自己历史的基本出发点?难道还要对自己为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而后悔?
                             
      十
    
      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了45年,成为历史,与我们渐行渐远。知青们也都融入了社会各阶层,有了新的社会定位,现在到了退休或即将退休的年龄。对于这一段历史必然要进行总结,而只有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它放入1949年建国以来社会发展的全局中,以人类社会发展最基本的要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上去考察,才能看清楚其作用。
  历史不能假设,更没有“如果”。在这种基础上推理出来的结论,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事实进行佐证,是最可以随心所欲,也是最不严肃的。所起的作用,只能是蛊惑人心,掩盖事实真相。而为了“媚俗”所举出的,一无统计数据,二无情况分析的非实名例子,其目的就是要以个别代替整体,达到混淆视听,左右舆论,发泄自己的不满。但是,历史只尊重全部的事实真相,看主流的动向。舆论能够一时蒙蔽一些人,但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企图用舆论来做历史结论的目的,最终是不能得逞的。
  大多数知青都在怀念上山下乡的时光,这里的怀念,既不是抹杀今天人民的作为,也不是寻求简单的复制和再现。知青在过去时代给农村带来文明、促进社会进步的精华,在经历过几番风雨洗劫、烈火锤炼之后,已经作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深深镂刻在人民的心里和全新的历史创造活动中。怀旧或者说留恋过去,在历史上往往是一种十分强大的推动社会政治发展的运动。我们相信,针对现在一部分年轻人缺乏理想,贪图安逸、追求金钱的浮躁表现,这种怀旧现象,是追求进步的人类可以寄予厚望的一个“希望之源”。
  上海有的大专院校专门请知青去作报告,提出“重走知青路”;西昌知青博物馆开馆后,导弹部队组织解放军官兵专程去参观,提出学习知青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传承知青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弘扬知青奋发向上的拼搏精神;凉山州、西昌市各单位组织参观知青博物馆;设在黑河的黑龙江知青博物馆被共青团中央定为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一切说明,居中华民族精神思想高地的“知青精神”已经被社会所承认,认为只有弘扬知青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才能使中国的发展可持续。
                                       
      (编辑:猫子不是猫)
 
 
 
日期:2012/9/26 阅读:472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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